威尼斯官网威-尼斯网站-首页

党建工作

威尼斯官网威 > 党群工作 > 党建工作

看《榜样3》专题节目,学习榜样风采

时间:2018-11-13  来源:  浏览次数:

榜样故事① 宋书声:固执翻译家

       宋书声,1928年出生于河北新河。1980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曾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审稿工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

 
  “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
 
  鲐背之年的宋书声向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回忆起年轻时候的情形。1942年,那个时候很艰难,华北地区旱灾、虫灾严重,常常吃不饱,穿不暖。为了生存,宋书声选择到自行车铺当了学徒,修自行车。1946年,共产党的部队把他带离了自行车铺,让他有机会进入北方大学学习俄文。大学毕业后,宋书声就被分配到位于辽宁大连的实话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翻译,就在这里,他向实话报社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党员。他在自己的申请书里动情写下:“党为我找到了出路,如果没有党,还不知道,我今天又在何处。党就是我的家,让我感到更大的力量。”1951年实话报社停刊之后,组织安排宋书声到中宣部翻译室工作,后来又成立了中央编译局,在那里,宋书声待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用一辈子做一件事
 
  从1949年起,宋书声一直从事俄语、德语翻译工作,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除组织领导工作外,他直接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部分卷次的翻译、定稿和审稿工作。翻译《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重校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第2编(大部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篇重要书信,主持编辑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等。其中,他带领重校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除少数地方需要修补外,一直沿用至今。除了将国外的马列著作翻译至国内使用,源源不断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力量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传播出去,也是宋书声的一项重要工作。
 
  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翻译研究过程中,宋书声形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引导自己的一生。宋书声认为,在编译局这几十年没有虚度年华。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精神支柱是什么?宋老说,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信念,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三是对所从事的工作的无限热爱和固执。
榜样故事② 贺星龙:“80后”村医
 
       骑坏7辆摩托车,用烂12个行医包,行程40多万公里、足以绕地球10圈……与许多年轻人不同,1980年出生的贺星龙从卫校毕业后选择回乡当村医,守着黄土,守护乡亲,一守就是18年。
 
  初心
 
  大宁是山西出了名的贫困县,乐堂是大宁出了名的贫困村。贺星龙回来前,村里没出过一个专业医生。
 
  “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贺星龙12岁时,最疼他的爷爷去世了,那时爷爷才50岁出头,一场重感冒引发了肾衰竭。
 
  “如果及时治疗,爷爷肯定能活下来。”从那时起,贺星龙就萌生了当医生的念头。
 
  1996年,贺星龙考上了卫校,但三千多元的学费让全家犯了愁,母亲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出302元钱。就在贺星龙以为求学梦要破灭时,善良的村民们伸出了援手,你家三十,我家五十,把他送进了学校。
 
  三年后,成绩优异的贺星龙主动放弃留城机会,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医生。
 
  守护
 
  每年腊月,贺星龙都是村里最忙的人。村民们讲究“正月不看病”,“老病号”要赶在年前把病看了,把药备上。
 
  对贺星龙来说,除夕夜出诊不只一次。因为那句“24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他没有拒绝过一次出诊,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山大沟深,村落分散,明明看见了羊群和炊烟,找到窑洞却要翻山越梁。每次出诊,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那条扁担是用来挑药箱和医药包的。
 
  最多时一天要出诊30次!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让他落下了一身病,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摔得差点儿没命,一位大婶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心痛得直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每到过年,在外务工的人总喜欢到星龙家里坐坐。“平时大家顾不上,老人孩子你就替咱多招呼着。”一句“替咱多招呼着”,贺星龙把它看作信任,当成责任。
 
  “老人们眼神不好,也记不住,我就给他们把手机设定好,按一个键就能拨通我。”说话间,贺星龙有些“小得意”。
 
  扎根
 
  其实,贺星龙很缺钱,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过万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家养了两头驴,四亩旱地上种点玉米和向日葵。妻子靠在县城打工的收入,勉强维持两个孩子上学的开销。
 
  但这些年他免去的出诊费、医药费和不好意思要的账,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元。有人劝他,好歹收点汽油钱啊,有钱不挣,不是傻子吗?
 
  “当年要不是乡邻们帮衬,哪有我的今天?”贺星龙说,要想挣大钱,当初就不会回来。
 
  他开药都选最便宜实用的,有的药只要三两元。一来二去,上门送药的都不愿到村里来。“太贵的药老百姓哪用得起啊!”贺星龙赶紧陪着“说好话”。
 
  贺星龙已经好几年没添新衣服了,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他几身工服,他就倒换着穿,破了就补一下,衣服上满是粗粗的针脚。妻子陈翠萍狠狠心花了200元钱给他买了件新棉衣。
 
  “没想到,他一出门就送给了上村的残疾五保户。”当时陈翠萍有些生气,但很快就想开了,丈夫就是这样的人,心软着呢。
 
  村里13户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是贺星龙主动照顾的对象,免费治病不说,还时常捎一袋面,带几个馍。过年时,还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顿团圆饭,添件新衣裳。
 
  村里留守老人多,大事小情都喜欢找贺星龙。平时,他作为村里的年轻党员,带着大伙引水、修路、栽果树,村里的事儿样样离不开他。
 
       “逆行”
 
  2003年,贺星龙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多年不见的同学,有开诊所的,也有在大医院上班的,生活体面。而他就像个“外星人”,衣着简单,面容沧桑。
 
  有同学数落他死心眼:“当年让你到城里发展,你非要回山窝窝当医生,自己受苦不说,你对得起老婆孩子吗?”
 
  贺星龙百感交集,无言以对,躲进卫生间哭了。聚会还没结束,他就悄悄离开了。
 
  妻子心疼丈夫,自然明白他的心思。“当初嫁给他就看他人老实,对病人都能这么好,肯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可还是有两次吵得差点闹离婚。”陈翠萍说。
 
  2008年,丈夫瞒着她借钱在黄河边上买了两孔窑洞,想作第二诊所。陈翠萍知道后火冒三丈:现在年轻人都到城里买房子,哪有回村买窑洞的呀?
 
  2009年,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陈翠萍费了好大劲在城里谈妥了一间门面房,准备“逼”丈夫进城开诊所,同时方便照顾孩子。可贺星龙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夫妻俩为此吵翻了天。
 
  后来,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开了。乡亲们着急了,贺星龙一天就接到了十几个挽留电话。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甚至走了6里山路来找他。老人哭着抓住贺星龙的手:“娃呀,你可不能走啊,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谁来管咱呢?”
 
  一旁的陈翠萍见了,抹起了眼泪。她又何尝不理解丈夫呢?村里老人多,离了谁都行,可真离不了星龙这个医生。在打工照顾孩子的同时,陈翠萍一有空就回村帮丈夫一把。
 
  “我问自己,人活着到底图个啥?这里穷人多,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我走了谁来管他们呢?咱是一名党员,大家都看着哩!”贺星龙说,“在老百姓跟前,咱算是有用的人;出去呢,普通人一个!”
 
回首当年从城市到乡村的“逆行”,贺星龙说不悔恨:“钱是没挣下,但咱活下了4000多乡亲,值!” 
榜样故事③ 李元敏:盖买村“女当家”
 
        李元敏,新疆伊宁县胡地亚于孜乡盖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从一名农村妇女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从村里的一名致富能手到带领全村人一起致富的当家人,她将一个远近闻名的“后进村”改造成“民族团结先进村”“社会稳定和谐村”“村风文明示范村”……一路走来,村民们都对这位“女汉子”村支书肃然起敬,亲切地称她为“杰米拉”(维吾尔语,意为“美丽”)。
 
  临危受命的“领头雁”
 
  李元敏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从横贯村里的吉里格朗河南岸嫁到北岸。她从一头牛养起,逐渐发展成养殖产业,又承包土地种大蒜、地膜土豆和玉米。李元敏和丈夫勤劳致富,成了村里的养牛大户,日子过得富足。然而,盖买村是伊宁县有名的“后进村”,村“两委”班子软弱,经济发展缓慢,人心也是一盘散沙,李元敏心里很不是滋味。
 
  2010年,乡党委找到曾当了7年村委会委员的李元敏,希翼她能够挑起村党支部副书记重担。于是,李元敏走上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2012年2月,村里开始换届选举,李元敏以扎实的工作作风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后来又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委会一毛钱都没有,还欠着9万多元外债,连火炉都是摆设。上任第一天,‘杰米拉’是从家里背着煤来的。没钱买纸和笔,她自掏腰包。”一位村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当村干部我不为钱,就是让全村人能过上好日子。”面对这个“后进村”“空壳村”,李元敏下定了决心。
 
  敢碰硬的“女汉子”
 
  李元敏是个快人快语、做事泼辣的大姐。作为村里的“一把手”,李元敏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一上任,就处理了2名向群众索贿的村干部,劝退3名群众反映差的村干部,通过竞争上岗和考核推荐组建村干部队伍,对有能力肯干事的村干部各用其能。“她干事很有魄力!”村民吾乎兰姆·司马义说。经过一番整顿后,村干部作风切实转变,为村民办了不少实事。
 
  “其实我的知识不高,但是我知道,咋样给老百姓能办事。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大家就要敢说、敢抓、敢干。”李元敏说。她坚持和男同志一起值班、一道巡逻,带头包巷联户。她克服多年糖尿病的折磨,始终奔波忙碌在田间地头。李元敏事事亲自上阵,时时冲在前头,一年穿烂了五六双鞋,她用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干好村里的每一件事。
 
  盖买村的贴心人
 
  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了解到,李元敏从小就随家人从山东省牟平县来到这里,跟维吾尔族小伙伴一起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村里人还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称她为美丽的“杰米拉”。
 
  身边的群众遇到困难时,李元敏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帮助他们。这些年来,帮助过多少村民,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李元敏开商店时,发现买合布里赞病了,与丈夫骑摩托车把她送到医院,垫付了500元的医疗费。李元敏还掏钱为买合布里赞的两个女儿置办了嫁妆,主持了婚事,还帮买合布里赞为她的丈夫办了丧事。2005年,很多村民想出钱盘下李元敏的商店,但她却把开了15年的商店免费送给了村里的单身母亲吾乎兰姆·司马义。邻居家的小阿曼古丽生病,她连续奔波两三天,为她募集8500多元治病钱。村民陈善英患小脑萎缩不能自理,丈夫又车祸去世,李元敏不仅送她去养老院,还把她女儿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提起李元敏,村里人竖起大拇指:“这个书记不简单!心里装着百姓,才会为百姓办实事。”李元敏带领的盖买村“两委”已成为村民真正的主心骨,盖买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榜样故事④ 王淑芳:“北斗女神”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
 
  大学毕业参与北斗系统研发,28岁担任北斗设计师,32岁担任主任设计师……王淑芳既是两代北斗系统方案的论证者,也是4项国家军用标准的执笔者,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她见证了北斗的问世,也见证了北斗的成长。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导航中心副主任王淑芳,她的北斗“星”路历程,一路走来情怀不变。
 
  投身北斗
 
  农村出身的王淑芳,是靠借钱读完的大学,毕业后本想尽快挣钱还债,赡养年迈的父母,但一次偶然机会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1994年,北斗工程筹备组到北航招收学生,王淑芳被北斗强军富国的战略意义所吸引。“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的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两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导航系统还处于空白领域。中国一定要搞北斗!”她放弃了外企工作机会,毅然投身北斗事业,负责北斗用户机研制。当年北航电子工程系108名学生,她是唯一一个报名参军的。
 
  2000年第一颗北斗卫星升空,王淑芳和研发团队开始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测试。炎炎夏日、骄阳似火,一测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甚至连伞都不敢撑;瓢泼大雨、鹅毛大雪,这正是测试恶劣天气对卫星信号影响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也陪着用户机淋在雨中、冻在雪里。
 
  就这样测试了几个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度劳累,王淑芳的心脏频发早搏,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有一次医生让她做24小时心率监测,她却带着监测仪跑去工作,由于用户机发射信号干扰了心率监测,监测仪白带了。但她的付出没有白费,经过反复测试,用户机发射功率由30瓦降到了1瓦以下,测试数据为北斗国家军用标准制定提供了充分依据。
 
  推广北斗
 
  2007年,为推动北斗产业化进程,王淑芳做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选择,从北斗导航研发系统转到交通运输行业,牵头实施首个二代北斗系统民用示范工程,建设管理“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
 
  刚转行时,家人很不理解,之前的研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从头起步,从零开始。王淑芳的一番话,打消了家人的顾虑。她说:“世界上两大导航系统,美国GPS和俄罗斯GLONASS,两个系统几乎同步建设,可是GPS做到了让全世界离不开它,GLONASS却鲜为人知,根本原因是GPS通过产业链来反哺系统建设,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交通运输行业是卫星导航最大的用户,转业交通,就是想让‘北斗’用起来,让她成长,让她壮大!”
 
  王淑芳提到一个细节,她去年参加了张家口市宣化区炸子市街小学、东升路小学的一次校园分享活动,下楼梯时,一个孩子迎面走过来,有些怯怯但却自豪地对她说:“王老师,我爸爸是开大车的,他在用北斗……”王淑芳动情地说:“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感动。以前大家排斥用北斗,现在大家觉得用上大家中国自己的北斗是一种荣耀。孩子的话让我觉得所做的一切特别值!”
 
  情系北斗
 
  王淑芳告诉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在工作之余,自己喜欢写写画画。读书的时候,曾写过诗集,画过“百猫图”,现在也一直保持着这项爱好。“踏朝霞,迎风雪,城际如梭,高铁山间过。野鸟衔枝蓄冬巢,迟暮中年,无暇时光错。”这是王淑芳一次匆匆出差途中写下的词作,大意是感慨20多年的科研生涯,倍感时间珍贵不容错过。“京城五月骄阳照,不知春色好。八方来客为联调,白发青丝笑。他年陌路不相识,星在天间闹。”这首词描绘了王淑芳1998年参与航天某厂模拟卫星和地面联调的情景。
 
  当初为研制用户机,王淑芳结婚十年才要孩子,作为女人,她多么期盼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可北斗系统建设工期紧,任务重,她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奔波在不同城市之间,根本没精力带孩子。最为重要的是,北斗用户机发射功率没降下来之前,辐射信号对胎儿发育的影响不可估量,为此她也不敢要孩子,而这一等就是十年。“我的同学好多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我家孩子今年才小升初。”王淑芳回忆说,“那时的同事,都不敢要孩子,有一个女同事当时意外怀孕,而且怀的是双胞胎,一般人要是能怀上双胞胎肯定乐得不行,这个女同事却吓得直哭……”
 
  但王淑芳并不悔恨自己的选择,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北斗的成功,为女儿树立了榜样。2017年5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王淑芳工作室”成立,工作室logo设计得非常简洁,在绽放的紫色百合花中,有一朵淡黄色的莲花。这个logo的设计者正是王淑芳的女儿,在女儿眼中,妈妈正如百合和莲花一般清新淡雅,她决心做一个像妈妈一样优秀的人。
 榜样故事⑤ 印春荣:“缉毒神探”
       印春荣,现任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司令部副参谋长,曾是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缉毒英雄。自1998年以来,他参与缉毒量创公安边防部队之最,平均每3天破获一起贩毒案件。2017年7月28日,习大大亲自将“八一勋章”挂在印春荣的胸前。
 
  从军医岗位走上缉毒一线
 
  印春荣出生在云南边境地区,这里与东南亚“金三角”毗邻,从小到大,许多因毒品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时常发生在他的身边。太多的人间悲剧,让印春荣疾“毒”如仇。1982年,印春荣高中毕业后毅然报名,希翼成为一名公安边防缉毒战士。可他没能实现上缉毒战场的梦想,而是被选拔当上了军医。16年后,他凭借自己行医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终于得到一次“卧底”机会。那是在1998年10月,时任保山支队龙陵大队医务室军医的印春荣意外得到一个线索——有毒贩要转手一批毒品。他激动地找到龙陵大队的大队长,汇报了这一线索。当时缉毒人手紧张,根本抽不出人手去查这个线索。“不如让我去吧?”印春荣对大队长说道。看到大队长还在犹豫,他再次说:“我觉得我能行!”最终,他的坚持打动了大队长,大队长同意让他乔装打扮,扮演一个买货的老板与毒贩联系,打入贩毒团伙内部。
 
  在这次缉毒行动中,成功抓获毒贩两名,缴获海洛因将近十公斤,印春荣的工作能力得到认可。1999年初,印春荣正式调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走上了缉毒第一线。
 
  在生死线上与毒贩斗智斗勇
 
  多年来,印春荣不断变换角色,有时是出手阔绰的“大款”,有时是失魂落魄的“马仔”,周旋于形形色色的毒贩中。他凭着非凡的胆略和过硬的本领,数十次面对毒贩枪口,30多次乔装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卧底侦查。2002年5月,他乔装成“马仔三哥”只身与毒贩见面,对方不仅枪不离身,还有保镖护卫。面对不利局面,他与毒贩斗智斗勇,最终将毒贩引入包围圈。2003年11月,印春荣扮成“老板”的“小弟”,与两名毒贩一起去见老板“耗子”,他与两名毒贩同吃同住19天,先后开车辗转于昆明、贵阳、广州、东莞、深圳等3省7市,与“耗子”苦苦周旋。一路上,毒贩困了睡、饿了吃。而印春荣只能瞪着眼睛熬,饿了啃几口干面包,渴了喝一点矿泉水,困了抽支烟撑着,生理和心理都已疲惫至极。经过反复较量,印春荣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将“耗子”诱出抓捕。
 
  在缉毒战线上,印春荣随时随地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一次,一个穷凶极恶的毒贩面对警察的拦阻检查,眼看罪行败露,一边歇斯底里地大喊着,一边驾车冲卡,疯狂逃窜。那时,印春荣闪冲上去,一手死死抓住车门,一手与毒贩争夺方向盘。他的双脚被汽车拖在地上,鞋子都磨烂了,鲜血直流。车内毒贩猛击他的面部,他忍着剧痛就是不松手,直至把毒贩擒获。
 
  用大爱与大义守护家人
 
  印春荣断了毒贩的财路,境外贩毒集团悬赏100万元人民币,扬言要报复印春荣以及他的家人。为了防止犯罪分子对家人打击报复,每次休假回家,印春荣都会选择深夜才进家,之后一直待在屋里,不随意抛头露面。结婚二十多年来,印春荣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家庭生活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到他妻子肩上。一次,儿子生病、岳父住院,印春荣的妻子请假带着生病的儿子到昆明照料老人。当时,他正在昆明办案,几次从医院门前经过,都没去看望。妻子得知后一时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是怕家人被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而盯上,既可能导致案件侦办失败,也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直到那时,妻子才真正了解他一直从事着高度危险的工作,也逐渐明白丈夫的大爱与大义。
 
  印春荣也有柔情的另一面。“算一算,与毒贩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让毒贩闻风丧胆的缉毒英雄,一提起家人,满脸愧疚,眼睛有些湿润……印春荣说,每次办完案后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给妻子和儿子做顿饭,给他们洗几件衣服”。
 
  “大家在边境多查一克毒品,多抓一名毒贩,百姓就少受一份害!”这是印春荣的坚定信念。
榜样故事⑥ 朱仁斌:鲁家村“火车头”
 
       “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致富能手,没有致富能力,是说服不了乡亲们相信你的。首先自己有致富的能力,才能带领大家去致富。”来北京参加《榜样3》专题节目的朱仁斌告诉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在担任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村支书之前,朱仁斌在外做建筑材料生意,年收入百万左右。2011年,为了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他毅然回到村里,担任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把脏乱差的浙北小山村蜕变成全新的田园综合体。
 
  有多大能耐,我都使出来
 
  既穷又脏,道路泥泞,垃圾遍地,家庭人均年收入仅1.47万元,没有资源,没有产业,并且大部分人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孩子留守,这是2011年鲁家村的现状。村里的乡贤虽然一直有想要改变家乡的想法,但是没有人牵头。在上级党委的动员和村里长辈的劝说下,朱仁斌站了出来,成为了村支书,“我有干劲,有人脉。老家不能一直落后下去,有多大能耐,我都使出来!” 
 
  朱仁斌刚上任时,村账上只有6000元,外债却达150万元,并且全县农村卫生检查结果几天后公布,鲁家村倒数第一。
 
  朱仁斌深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首先从改变村庄的环境卫生入手。他自掏腰包给村里置办垃圾桶,启动了村里的环境卫生治理。经过一两个月的卫生整治,村里的环境开始改变了,整个村庄有了精气神。村民对这个领导班子的信任度提高了,觉得这个班子是能做点事情的。
 
  紧接着,朱仁斌提出要创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但是却要耗资1700万元。于是,他各方筹钱:盘活村里的闲置资产,跑遍交通、林业等各部门争取资金,找乡贤筹款。还是不够,最后朱仁斌不但以个人名义担保借款,甚至个人垫资60余万元……
 
  修建办公楼,建造篮球场、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拓宽通村公路,再予亮化和绿化;通了自来水,每个自然村又建了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
 
  就这样,鲁家村成功获得“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称号。
 
  当村干部就要实实在在让这个村富起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这令朱仁斌看到了希翼:村里有1万多亩低丘缓坡,发展农场再合适不过。
 
  朱仁斌做出决定,出资300万元,聘请高端专业团队,对全村按4A级景区标准进行综合规划和设计;设置18个家庭农场,根据区域功能划分,量身定制各自的面积、风格、位置、功能等;引入社会资本共同组建企业。其中,村集体占股49%,旅游企业占股51%,采用“企业+村+农场”的模式共同经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一列小火车将18个家庭农场串连成一个大景区。2017年7月被纳入国家首批15个田园综合体项目之一。先后获得全国农村优秀学习型家庭农场示范点、省级美丽宜居村、省级卫生村、省级森林村庄等各项荣誉。村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也从2011年的1.8万元跃升至2017年的333万元,村集体资产从2011年的不足30万元跃升至如今的1.4亿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下一步,朱仁斌又定下了新目标——打造“田园鲁家”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以鲁家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南北庄、义士塔和赤芝3个村,组团发展美丽经济。他说:“党的十九大为大家谋划了美好蓝图,未来大家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好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榜样故事⑦ 赵忠贤:“超导”贤才
 
  赵忠贤,1941年1月出生于辽宁新民。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0多年来,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他一直从事超导研究,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北京的赵”
 
  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超导热”。在这一波热潮中,赵忠贤带领中科院物理所团队日夜攻克。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造的。比如,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买的设备都是二手货。有了自制炉子,赵忠贤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干,夜里不睡觉,困了就靠在桌子上歇歇,有事就起来继续干。“那时候经常就是睡在实验室里,几个月不回家。”赵忠贤说。很快,赵忠贤团队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突破了认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从那开始,“赵忠贤”3个字,不再普通。他被称作“北京的赵”,开始出现在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乃至大众媒体上。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为便宜而好用的液氮,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中国高温超导领军人
 
  这位“北京的赵”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沉下心来,继续在高温超导领域里钻研。经过20多年的沉淀,在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之后,2008年,赵忠贤带领团队发现了系列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中国人第一次站到了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2014年年初,赵忠贤凭借这一成果,带领团队再次问鼎象征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经连续空缺3年。2017年,又获得了象征我国科技终身荣誉的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0多年前,年轻的赵忠贤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时,中国的超导研究才刚刚起步,高温超导研究更是天方夜谭。今天,年过古稀的赵忠贤已经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温超导研究人才,中国的高温超导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他,也被大家称为“中国高温超导领军人”。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获得国际国内多个技术大奖后,赵忠贤对外界得强调得最多的还是:“我是一个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 
 
  这位“北京的赵”爽朗耿直,喜欢挑战,去滑雪,玩漂流。在赵忠贤的书架上,摆着一张十分显眼的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红白色滑雪服,双臂夹紧滑雪杆,身体微屈向前。他还喜欢音乐,觉得音乐、美术是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重要差别。问到最喜欢的音乐作品,赵忠贤的回答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和87版《红楼梦》中的曲子。
 
  “赵老师是个很风趣幽默的人,经常把大家的团队逗得哈哈大笑。”赵忠贤的团队成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董晓莉对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说。
榜样故事⑧ 国测一大队:大地英雄
       2015年是我国首次自主完成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40周年。参加当年珠峰测高任务的国测一大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给习大大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国测一大队的光辉历程和年轻一代薪火相传的奋斗足迹。
 
  习大大回信说,40年前,国测一大队的同志同军测、登山队员一起,勇闯生命禁区,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实现了中国人对珠峰高度的首次精确测量。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同志们建立的功勋。习大大称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
 
  在参加《榜样3》专题节目录制的间隙,老队员郁期青在与共产党员网《同学》工作室记者回忆总书记的回信时,用三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意外、激动、振奋。他说:“总书记对大家工作业绩的肯定,大家感到非常温暖。”
 
  他们为新中国的测绘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仅有约1/3的地区进行过精度较低的测绘。国测一大队自1954年建队以来,坚持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他们拉着骆驼、牦牛、架子车,开展了大规模的大地控制测量。
 
  他们徒步行程60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500多圈,先后六测珠峰、两下南极、36次进驻内蒙古荒原、46次深入西藏无人区、48次踏入新疆腹地,测出了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他们用生命践行使命
 
  老队员邵世坤说过,在他们这代人的心中,使命和生命是同等重要的。他们心中装着的都是党的事业,想的都是为国争光的荣耀与骄傲。
 
  三次参加珠峰测绘工作的郁期青,曾在高寒缺氧、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了200多天。他回忆说:“当时刚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不久,就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哪怕千难万险,也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于是,临出发前,他把自己仅有的行李箱,放到朋友家,并且交代,一旦自己回不来,就把这个箱子交给自己的家属。测量任务后期,郁期青得了肺水肿,在医院抢救治疗了200多天。
 
  1960年4月底,31岁的共产党员、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当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一天早晨,装满清水的水桶漏了,离这里最近的水源地在200公里外。吴昭璞把仅有的水囊递到一位年轻队员手中,让队伍撤离找水,自己留下看守仪器资料。3天后,队员们找到吴昭璞时,看到他一米七的身子干缩到不足四尺,帐篷里所有牙膏都被吃光了,描图用的墨水被喝干了!但资料却整理得整整齐齐,他的衣服严严实实盖在测绘仪器上。
 
  在国测一大队队史室的墙壁上,有一份名单。这是从1954年到1989年,牺牲在野外岗位上的测绘队员,有46人。他们的遗骨,大多永远留在了荒野测区,连块墓碑都没法安置。
 
  他们薪火相传,精神永续
 
  在国测一大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苦活儿、累活儿、危险的活儿,共产党员、老队员先上,新队员后上。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用优良的作风影响和带动着这支队伍的成长。
 
  正因为如此,六十多年来,一批批新队员来到国测一大队,踏上前辈们没有走完的山山水水。他们不仅继承了老一辈测绘工编辑的优良品质,而且务实创新有冲劲儿,不断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青春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奉献着。
 
  正如国测一大队队长李国鹏所说:“忠诚奉献是这个队伍的魂,6000米永远是氧气不足的,新疆的戈壁滩永远是风沙大的,这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改变的是人的装备,不变的是人作业的精神和作风。”

威尼斯官网威|尼斯网站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